為了維護騎手的勞動權益,監管部門持續發力:2021年7月,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等七部門聯合印發指導意見,要求平臺通過“算法取中”等方式,合理確定騎手的考核要素;2022年3月,國家網信辦等四部門發布的《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正式施行,要求平臺在運用算法時保護騎手等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最高人民法院在直播訪談中表示:如果這些算法規則存在不符合日常生活經驗法則、未考慮騎手遵守交通規則等因素以及其他違背公序良俗情形時,這個算法本身的合理性就值得慎重研究。平臺用工的算法監管已經邁出了實質性的一步。
最近,外賣平臺運用算法管理配送員(“騎手”)的實踐廣受關注。面對算法監管這一新事物,保證騎手權益和平臺企業健康發展相統一,監管部門和平臺企業以更加開放的心態展開協作,相互學習,共同詮釋算法監管的意涵。這樣一來,監管要求會更結合實際,監管過程也將更加順暢,監管成本更加可控。
相互學習的第一步是相互了解。相關監管文件發布后,某外賣平臺三次發表文章,向公眾解釋送餐預估到達時間、訂單分配和騎手服務評價規則;最近更發布《騎手權益保障社會責任報告》,全面介紹其落實算法監管要求的整改措施,另一家平臺也發布了內容類似的報告。窺一斑可見全豹,仔細傾聽這些發聲,可以了解平臺企業對于算法監管的初步認知。簡言之,企業將算法監管要求解讀為人性化、集權化、程序化和修辭化共四個方面,逐一落實;這種解讀普遍利好騎手和公共利益,但也不無有待繼續觀察的方面。
首先,平臺企業在制定算法時更多考慮生活經驗和騎手需求,走向算法的人性化。具體做法如在異常場景下延長配送時間,允許根據實際情況改派訂單,為遭到投訴的騎手提供免責的機會等。這些做法不但優化了利益分配,讓騎手得到實惠,而且柔化了配送服務過程,給平臺、商家、用戶和騎手之間的互動增添了溫情,自然值得提倡。但也存在今后如果出于其他相關方的利益考慮而調整算法,就需要在不同群體利益之間做出權衡。怎樣做到以人為本,仍是需要監管部門、平臺企業和各個利益相關方共同探討的話題。
其次,平臺企業在制定算法時將一些騎手管理權限從合作商上收到平臺,走向算法的集權化。具體做法如取消合作商制定的、針對違規騎手的按單扣款規則,改由平臺制定和推行相對柔性的激勵規則等。這些做法減少了由于管理權限分散導致的無序和不公,提高了管理的標準化程度,實現了規則面前人人平等,益處無需多言。但是,這也意味著騎手管理主體正在從一元主體向多元主體轉變,作為一種新現象,這一轉變從長遠來看是否有利于企業合規和騎手權益的維護,仍然有待觀察。
再次,平臺企業在制定算法時遵循更高的程序標準,走向算法的程序化。具體做法如發動騎手、用戶等利益相關方集思廣益,將盡可能多的因素納入制定算法的考量過程等。這些做法比照企業決策過程來優化算法制定機制,增強了過程民主,彰顯了程序正義。通常來說,程序正義也能夠促進實質正義,算法有望變得更加合理及周到。然而,程序合理也有局限,合理的程序并不必然引出合理的實體結果。對于算法監管來說,僅關注算法的制定程序也是不夠的。
最后,平臺企業在制定算法時有目的地運用修辭來闡釋算法,走向算法的修辭化。鑒于算法本身的專業性,少用術語、多用修辭有助于公眾對算法的理解。而在算法應用機器學習特別是深度學習技術以后,客觀地解釋算法會愈來愈難,平臺企業根據受眾的理解力來“轉譯”算法,又讓修辭的使用變得越來越多。修辭應該成為降低算法問題專業門檻的工具,為此,企業、專家和公眾都需要運用修辭來建立探討算法問題的“用戶友好型”環境,特別是打通算法治理與平臺治理和商業倫理之間的關系,為更加實質和有效的公共討論提供條件。
平臺用工算法的監管是個新課題。作為先行者,監管部門既要加強法律干預,矯正市場失靈,又要傾聽市場主體的聲音,與平臺企業一道探索同時促進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的方案。從這個意義上講,政企協作是推進平臺用工算法監管的關鍵。文/閻天(北京大學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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