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王婧
《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于11月1日正式施行。值得注意的是，這部法律對于傳媒行業將帶來深遠影響。
大數據時代，媒體在個人信息處理中面臨哪些風險，應遵守哪些原則，應特別注意哪些問題？在近日由中國政法大學光明新聞傳播學院和北京卓亞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辦、法制網協辦的“個人信息保護法：規則解讀與對媒體的影響”研討會上，這些問題就受到了與會專家的關注。
與會專家認為，媒體應基于公共利益，合法合理地在新聞報道中處理個人信息。在個人信息保護與社會公眾知情權之間實現如何平衡，如何掌握處理個人信息的“度”等一系列問題，亟待破題。
媒體責任有豁免
借助互聯網的迅猛發展，報刊、雜志、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形態，已逐步轉向多形式、多平臺、多渠道融合的新媒體發展模式。
“在這種情況下，傳媒行業處理的信息會出現在內容生產端、分發傳播端、用戶接收端乃至運營平臺端等多個流程。這些階段都有可能涉及到個人信息。”中國政法大學光明新聞傳播學院常務副院長姚澤金說，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傳媒行業，理應更重視個人信息保護法，才能在媒體轉型和創新發展大潮中做大做強。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張新寶也持同樣看法：“媒體從新聞采編到成果發布各個環節的行為，都屬于個人信息保護法規制的個人信息處理行為。”
那么，媒體在個人信息處理方面，應該如何做守法的模范？媒體在肩負宣傳和輿論監督的重要職責時，個人信息保護法又賦予了媒體哪些特殊的權利和義務？
張新寶認為，一般處理個人信息都需要取得個人的同意，但個人信息保護法第十三條規定了六種例外情形，其中有兩項不需要經過當事人同意，即可處理個人信息。民法典中也有相關規定。
個人信息保護法第十三條第五項、第六項規定，為公共利益實施新聞報道、輿論監督等行為，在合理的范圍內處理個人信息的；依照本法規定在合理的范圍內處理個人自行公開或者其他已經合法公開的個人信息的，不需取得個人同意。該法第二十七條對第十三條第六項內容對此作了具體說明。
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九條中也有類似規定：為公共利益實施新聞報道、輿論監督等行為的，可以合理使用民事主體的姓名、名稱、肖像、個人信息等；使用不合理侵害民事主體人格權的，應當依法承擔民事責任。
另外，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六條第三項規定：為維護公共利益或者該自然人合法權益，合理實施的其他行為，處理個人信息的，行為人不承擔民事責任。
張新寶分析道：“民法典和個人信息保護法的這些條款均強調了媒體在處理個人信息中，要基于公共利益合理使用。這些條文在保護公眾知情權的同時，也保障了媒體能正常行使輿論監督的權利。”
中國傳媒大學教授李丹林認為，個人信息保護法并沒有賦予媒體特殊權利，而是在某些特定情況下，對媒體的義務和責任進行了豁免和減輕。
傳播信息要有度
“從世界范圍來看，我國基于對互聯網生態方面的新認識，在充分吸收新的研究成果后頒布了個人信息保護法，時間并不算晚。”張新寶認為，值得一提的是，“該法對敏感個人信息給予了特別保護，在促進信息合理應用方面，我國立法規制較為領先。”
提到敏感個人信息，中國政法大學特聘教授魏永征補充道，這個概念與民法典中提到的私密信息是不一樣的。
個人信息保護法對處理敏感個人信息有明確界定，該法第二十八條規定：“敏感個人信息是一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導致自然人的人格尊嚴受到侵害或者人身、財產安全受到危害的個人信息，包括生物識別、宗教信仰、特定身份、醫療健康、金融賬戶、行蹤軌跡等信息，以及不滿十四周歲未成年人的個人信息。”
而私密信息在民法典人格權編中雖然沒有專門的定義，但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條對此有所涉及：“……不愿為他人知曉的私密空間、私密活動、私密信息。”可見，敏感個人信息是以造成權益人的侵害和危害為視角，而私密信息則是以尊重權利人意愿為視角。
“這兩種概念并不完全重合，是有交叉的，都是個人信息的一部分，但在不同場合下有不同含義。”魏永征說。
魏永征提醒媒體，在個人信息報道方面需要格外謹慎，應把握好“度”。他說：“20世紀我做媒體工作時，發現大家很在乎挖掘出的細節報道。如今，涉及到相關報道，則要首先考慮個人信息的保護，特別是敏感信息的保護，應該依法加以匿名化處理。”
浙江大學教授王春暉特別提到，在個人信息的定義上，個人信息保護法增加了“不包括匿名化處理的信息”，即明確了個人信息若經過匿名化處理，就不屬于個人信息，也就不適用于該法的相關規定。
隨著個人信息保護法的出臺，媒體發布的新聞報道若涉及傳播公民個人隱私和敏感信息，將會面臨承擔法律責任的風險，這應引起整個媒體新聞行業的高度重視。
“媒體的報道內容在涉及個人信息傳播時，不能任性而為，而是應當依法而為。”王春暉強調，“媒體應以公共利益為目的，在合理的范圍內處理個人信息。但是，媒體的報道應當最大限度地防止利用公共利益免責事由，對自然人隱私信息造成侵害。”
在平衡新聞報道的真實性與個人信息處理之間的沖突時，“應判斷是否為公共利益之所在。如果沒有特別要求，則沒有必要去挖掘某些個人信息或敏感信息。”張新寶說。
平衡沖突待破題
華東政法大學法制新聞研究中心副主任富敏榮發出一系列疑問：“公共利益的范圍如何界定？個人信息保護和尊重社會公眾知情權的實現之間產生沖突和矛盾時，如何解決？”在他看來，對于這些問題的回答，都應當具體案例具體分析，同時需要媒體人包括法律人在實踐中進一步探索。
來自媒體一線的中國新聞社政文部記者梁曉輝對于上述問題深有感觸。他認為，如何平衡好匿名化處理新聞主體和新聞報道的真實性，幾乎是每個媒體人都會面臨的“選擇題”。
中國記協國內部一級調研員闞敬俠關注到，“我國關于政府、司法信息公開的法律規范，都提出一個基本原則，就是信息公開要堅持依法保護公民個人信息和個人隱私。政務新媒體已成為一種新型的新聞媒體，同樣需要遵守個人信息保護法和遵循新聞職業倫理。如果政務新媒體發布的新聞不適當地過度披露個人信息，新聞媒體也不宜盲目轉載。”
闞敬俠提出自己的思考：“政務新媒體平臺公開裁判文書、行政處罰決定等各項信息內容時，對于如何平衡信息公開與個人信息、個人隱私保護之間的矛盾沖突等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
若政務新媒體平臺公開的信息通過各種調查后被證明有誤，媒體轉發這些信息后，是否應承擔民事責任？對此，張新寶認為，“原則上是不需要的。媒體有抗辯的事由，即媒體轉載的信息來源具有權威性，可以此對抗這一過錯。但是如果轉發的政務新媒體平臺公開信息后來被糾正了，媒體就有了更正的義務，即后續要及時地、毫不保留地予以更正，并特此說明錯誤事項及更正內容。”
張新寶補充道：“若媒體把政務新媒體平臺公開的信息中刻意遮掩的內容全部揭開，那媒體就突破了這一權威信息來源的范疇，有可能就要承擔責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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