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勇堅
截至2021年12月，我國手機網民規模達10.29億。隨著手機功能的不斷擴充，與之相關的APP數量激增。然而，安裝APP時需要閱讀的“用戶協議和隱私政策”卻越來越冗長晦澀，給用戶帶來了極大的閱讀負擔。這些包含大量法律術語和技術名詞的條款，隱含著某些剝奪用戶正當權益的內容。
針對以上情況，中央網信辦曾于2017年對一些開發者的隱私條款進行評審，并公布了其中10家企業的隱私條款評審結果，發現隱私條款中隱含著不少對用戶不利的內容。中國消費者協會于2018年8月至10月對10類100款APP進行了個人信息收集與隱私政策測評，發現多達91款APP列出的權限存在涉嫌“越界”，即存在過度收集用戶個人信息的問題。
復雜的隱私條款給用戶權益帶來了潛在的損害。很多開發者在隱私條款中把所有責任單方面歸于用戶，并免除自己的責任，在這種條款的束縛下，即使廠商收集了一些不該收集的隱私數據或者對數據采取分享等行為，用戶也因為協議原因難以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例如，有些隱私條款中包含著數據分享條款，這導致開發者將數據分享給一些做精準營銷的第三方企業，使消費者會收到不勝其煩的營銷短信轟炸。還有一些開發者利用這些條款過度收集用戶信息，有的隱私條款中所明確的權限與APP功能需求并不匹配，而APP要求用戶“一攬子”授權，這樣一來，用戶無法選擇所需要的功能及其相應的隱私條款，只能被動地接受平臺提供的格式條款。
治理上述情況，需要政府、平臺、社會組織等通力合作，在法律政策規范、平臺生態治理、技術手段等方面發力，更好地保護用戶的合法權益。
我國現有的法律政策對APP的數據收集等有相應規定。2021年，網信辦等4部委出臺了《常見類型移動互聯網應用程序必要個人信息范圍規定》，明確了39類APP數據收集的具體范圍，這為APP隱私條款中涉及數據收集的內容明確了邊界。之后公布的《網絡數據安全管理條例(征求意見稿)》，對隱私條款的修改等進行了規范，要求一般平臺就隱私條款的修改進行不少于30個工作日的公示與征求意見，而大型平臺的隱私條款修訂則需要經過第三方評估，并報經主管部門同意。這些要求對APP的隱私條款規范起到了指導作用。而從平臺生態的視角，有關規定要求各大應用市場應該承擔對隱私保護的監管責任，建立起隱私協議示范條款，并對APP的隱私條款進行審核，從而使其更為規范、簡明、易懂。此外，“增強式告知”制度的建立，要求開發者突出展示隱私條款中用戶最關心的信息或者與用戶利益最相關的內容，從而使用戶快速了解到隱私條款的關鍵核心內容。
在對APP隱私條款進行規范過程中，可適當借鑒國外的經驗，引入社會組織、利用技術手段保護用戶合法權利。世界范圍內，一些學術機構或者社會組織開始利用人工智能等技術，提取隱私政策的核心內容，形成摘要和流程圖，從而使用戶在較短時間內完成對隱私政策的準確理解，減少用戶閱讀隱私條款的負擔。
總之，APP隱私條款過于復雜晦澀，會給用戶帶來隱私泄露、知情權和選擇權被剝奪等潛在風險，需要通過政府、平臺和社會各界共同努力，對其進行全面治理，以更好地保護用戶權益。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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