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山有關“情理法”的三個重要命題

作為舊學體系養成的官僚精英,樊山對“情理法”的理解是深邃的——

樊山有關“情理法”的三個重要命題

□“情理中又有情理”　□“情、理與法三者皆講不去”　□“情理外無法律”

(資料圖)

樊山(1846-1931),名增祥,字嘉父,號云門,別署樊山,晚又號鰈翁、天琴老人,湖北恩施人。光緒三年(1877)進士,光緒十年后出任陜西宜川、咸寧、富平、長安、咸寧、渭南等縣知縣,光緒二十七年升為陜西按察使、陜西布政使,三十四年任江寧布政使。樊山與他官不同,為令長、為臬藩時,皆“自治文牘”,不假手僚屬。故其“情理法”觀,是通過批語判詞的零星的、連續的方式表達出來的。在清末講論“情理法”的三大家中,他比任職刑部的薛允升(1820-1901)、沈家本(1840-1913)兩位堂官并不遜色,多有“英雄所見略同”意味,甚至在某些方面還有超越。

作為舊學體系養成的官僚精英,樊山對“情理法”的理解是深邃的。樊山云“情理中又有情理”,揭示了“情理”的層疊結構,為沈家本所不及;沈家本關注了法律規范中的“情/法”結構,對“情理”結構未曾措意。樊山言“情、理與法三者皆講不去”,揭示了“情理法”三者之間的一致性,與薛允升、沈家本“情理法”并提的說法相近。樊山又喊出了“情理外無法律”,堪與沈家本的法律“大要總不外‘情理’二字”“不能舍‘情理’而別為法也”相媲美,都是對“情理”與“法”關系的深刻揭示。

“情理中又有情理”

《樊山政書》卷十三《批華陰縣詞訟冊》云:“天下事專論情理,盡人皆知。至情理中又有情理,則非天資高、才識敏者不知也。”

這是光緒三十一年六月登報的、樊山對華陰縣呈上三月份詞訟冊的批札。這段話的來歷是這樣的:華陰縣孀婦王王氏領養張士旺為兒,又買陳運釵為女,后者買契言明“女、媳聽便”,王王氏暗許為異日之夫妻。長大后,士旺愚昧而頑固,運釵厭惡而鄙視之。陳運釵生母陳楊氏指使陳悶兒誘使其妹回家,意圖另聘人家,王王氏呈控到縣衙。崔知縣審得前情,以為:陳楊氏不得誘回已賣之女,士旺也不應娶其異姓之妹。斷令:士旺別娶,運釵由王王氏另尋主家。樊山說,遇到這類案件,處理上是兩可的。“王王氏意圖省事,義兒義女,順水推舟,本屬鄉間常事”。如果“運釵心肯”,理由可以是:二人“既不同父,又不同母,婚配何妨”?但現在“運釵既不情愿”,則理由又可以是:二人“既為手足,難作夫妻,斷離為是”。之所以要顧及運釵的心意,樊山說,是因為“婚姻之事,應視本人情愿與否”。而“該令敘述此案,先下‘運釵不悅’四字,早為后來另嫁、另娶伏脈。心靈手敏,深知律意,此所謂‘情理’中之‘情理’,非聰明人見不到也。”樊山感嘆崔知縣是“聰明人”——“天資高”“才識敏”,前者是“心靈”,后者是“手敏”。

按,“義兒義女,順水推舟,本屬鄉間常事”,是民情、風俗——常人可以理解之情、之理,所謂司空見慣之事。但“義兒義女”之可以結合,是情理;不結合,也是情理。可以結合、不背人情,并不意味著就必須結合、必須遂順這一風俗或情理,因為還有一個上位情理在:“惟婚姻之事,應視本人情愿與否”。這個原則也是情理。此處的情理,實際就是一個法律原則——婚姻自主。雖然它距婚姻自由還有很大一段距離,但至少肯定當事人對婚姻有最終的自主權。

由此,我們注意到古代社會在婚姻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洪流(常態)中,還存在著“婚姻之事,應視本人情愿與否”的暗流(雖非常態但卻時有)。而它的存在,是在大量的婚姻悲劇中得到的經驗教訓的提升。它似乎不在法律中,但樊山卻說崔知縣“深知律意”,意思是這個“情理”也在“律”中。因之,“情理”探求的意義,在于它能發現更大的價值,這有些類似普通法中法官尋找法律原則。在西方,挖掘法律原則,是法律適用上彌補法律漏缺的一個主要途徑。樊山在此,一方面確認在婚姻之中,本人情愿是最大的“情理”,另一方面又承認它是“律意”,肯認了“情理”與“律(法)”的一致性。而實際上,樊山與他的下屬崔知縣,一同發現了“情理”是作為網絡結構而存在的這樣一個事實、一種特征,實際上區分了上位情理、下位情理。這一點,無人能及。

查民國《華陰縣續志》:“崔肇琳,廣西桂平翰林,三十一年任。續修文廟,立碑紀事。碑在廟欞星門階上。”據后來陜西巡撫恩壽奏折,崔肇琳實為光緒三十年十月到任華陰知縣,至三十四年離任,調富平縣知縣。其事跡,三十一年,重修文廟等;三十二年,改云臺書院設高等小學堂,改義學為縣立師范傳習所。按,崔肇琳(1877-1929),字湘琪,號天畸,廣西桂平城廂人。十六歲考取秀才,光緒二十三年中舉。翌年赴京應會試,中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旋任陜西省華陰縣知縣。民國時任廣西梧州府知事,廣西財政廳長兼煙酒印花稅局長。著有《扶荔軒詩存》《扶荔詞》等集。

《樊山政書》數次提到崔肇琳。卷十《批華陰縣舉人李兆鵬等稟詞》稱,新選崔令,“精明干練,望而知為能吏”。卷十三《批華陰縣詞訟冊》稱,詞訟月報,華陰縣最勤,“每交下月,必報上月之案”,且“核其判斷,無不公平”。看來,在崔肇琳身上,公平與懂法、知情理有內在的聯系。

但欣賞歸欣賞,樊山對下屬的短處甚至作弊行為,也絕不客氣。光緒三十一年五月,因華陰縣監獄脫逃一名搶劫囚犯郭兔娃,崔肇琳因“疏脫匪犯”,被樊山切責。《樊山政書》卷十四《批華陰縣詳》:“該令初涉仕途,貌似精干,本司以遠到期之。每見華陰公牘,無不從優褒答”。沒承想竟然如此“松懈疲頑”,遂對其“記三大過”。《批華陰縣稟》云崔肇琳“聽信丁幕”,上報文書“兩次倒填月日,近于胥吏舞文”,又“加記三大過”。《批華陰縣崔令稟》指責崔肇琳“一詳一稟皆途中彳亍一月之久”,“初入仕途不向好處學,專學打誑語”,“大失本司期望之心”。

“情、理與法三者皆講不去”

《樊山政書》卷十七《批罪犯習藝所龍令云藻稟》云:“查外縣皆令監犯習藝,從無在司庫請款者。彼咸、長兩縣之罪犯,何獨如是之值錢耶?國計有常,庫儲不易,情、理與法三者皆講不去。何敢出此無名之費,畀諸有罪之人?仰自與兩縣籌商,本司不管。”

這是光緒三十二年三月登報的批札。樊山對西安罪犯習藝所委員龍云藻請求陜西藩司撥款支持的呈文,給予否定。其中所言“情、理與法三者皆講不去”,多被人引作“情理法”用例的重要材料。

按,龍云藻,字麓生,湖南長沙縣人,監生。光緒三十二年時任罪犯習藝所委員,宣統二年任栒邑知縣,次年因世局改革去。宣統三年任陜西提法使司下的行政科科長補用知縣。樊山對他似乎不熟悉,也不欣賞。

當時,西安所屬咸陽、長安兩縣囚犯皆關押于該習藝所,且其開辦,也與樊山首倡有關。樊山說:去年設立罪犯習藝所,是因咸、長兩縣留養局給藩司的報銷冊,浮冒過多。遂令兩縣該局核實貧民額數,使用每年千金經費而節余出者,將兩縣禁押鎖系諸犯收所習藝。故樊山說“茲事發端于藩署,罪犯僅止于咸、長,經費取資于留養局,而地方假借于五岳廟”。因而該所的成立、運作,“與通省之習藝所,渺不相關”,是個特例,這當是“情”之一。因為,咸、長兩縣習藝所所收者為“兩縣尋常案犯及游手好閑、無所執業之人”,而其他各屬之罪犯習藝所“專收徒流以下人犯”,其“名目雖同,宗旨各異”。但是后來,其歸屬與宗旨,都發生了變化,“既而歸之于臬司,又屬之于巡警局,而所中辦法,全與本司始意不符”,這是“情”之二。罪犯習藝所龍云藻請求給予1800兩經費,除留養局節余的千金外,藩司須要補貼800兩。

樊山說,西安之外的其他各縣監犯習藝,從不在藩司庫藏中請款,是慣例,可以理解為是法度。“國計有常”,即國庫支出須有國家核準的開銷項目,是“有名之費”;而不得出“無名之費”,這是規矩,也即法度。就是說,為咸陽、長安監犯習藝請款,首先在“法”這里,就“講不去”。樊山質問,破例為咸陽、長安兩縣監犯習藝請款,豈非說他們這些囚犯比其他各縣的值錢?這在“理”上“講不去”。本來,“出此無名之費”就沒道理,再“畀諸有罪之人”,就更沒道理,更“講不去”。在樊山意識中,“罪犯習藝,當罰做苦工”,古人城旦鬼薪、西人罰做苦工,都是此意。“無名之費”資助“有罪之人”的強烈反差,是道理上最“講不去”之處。

“情、理與法”并提的這一例,與今人所習慣的“情理法”三者并提,以及“情”居先、“理、法”居后的順序,很可能樊山的此處講法,是源頭之一。

“情理外無法律”

《樊山政書》卷十九《批韓城縣詞訟冊》云:“判斷各案,實獲我心。情理外無法律,抱舊本者不知,講西例者亦未合也。安得皆如韓城令乎?擲筆三嘆。繳。”

這是光緒三十二年十月登報的、樊山對韓城縣張瑞璣知縣呈上的八月份詞訟冊的批札。“情理外無法律”,意為:法律的內容是情理,法律的基礎是情理。類似的說法,也出現在同時代的沈家本口中。宣統三年(1911)五月,沈家本在《法學名著序》中說:“無論舊學、新學”,“大要總不外‘情理’二字”,“不能舍‘情理’而別為法也。”這是深諳中國法律、后又讀西方法律的沈家本,在比較了中西法律、法學之后的通達看法。樊山先后出任知縣、按察使、布政使,身在陜西、江蘇等地方職務,沈家本長期任職刑部司官,雖曾外任知府、道臺、按察使,不久回京任卿侍,尤其任刑部、法部侍郎及修訂法律大臣,高居部堂;前者講“情理外無法律”,后者云“不能舍‘情理’而別為法也”,二人相隔四五年,樊先、沈后,相繼宏觀地談論了“情理”與法的關系;其間,道理、結論甚至句式都相差不遠,確是學術史上的一大奇事。樊山在陜西、江寧臬藩二司期間,在批復府州縣文稟、判決百姓訟案的過程中,通過批語判詞表露其“情理法”觀念,出自司法層面者多;沈家本曾就《大清律例》所載婦女離異律例,重點分析其中“情/法”之間的相互關系;后來,在主持修訂法律過程中,他要比較、定奪最后的文本,大抵出自立法層面者多。這表明:樊、沈二人是依于立法、司法實踐、根據各自的體味,提出自己的“情理法”感悟的。結果,卻是驚人的一致。

樊山所謂“抱舊本者不知,講西例者亦未合也”,指出了這兩個極端,都無法深刻理解“情理法”。前者可能也熟讀經書,熟悉法律,但未深入;后者可能僅僅學得西法之皮毛,甚至西法根本上做不到符情合理的極致。他曾說過:“州縣終年聽訟,其按律詳辦之案至多不過十余起,中簡州縣有終年不辦一案者。其所聽之訟,皆戶婚田土、詐偽欺愚。”而對這兩類案件,“貴在酌理準情,片言立斷,不但不能照西法,亦并不必用中律”。與此意識相關。

被他贊賞斷案合心意的,是韓城知縣張瑞璣。張瑞璣(1872—1928),字衡玉,號老衡、?窟野人。清末民初山西省趙城縣(今屬山西洪洞)人。光緒二十九年進士,以即用知縣分發陜西。三十二年四月,署韓城知縣,三十三年八月卸任,三十四年任興平知縣,后歷任長安、臨潼、咸寧等縣知縣。

張瑞璣是樊山的得意“門生”。光緒三十年四月,張瑞璣初到西安,入培訓官員的課吏館學習。每月舉行的月課,藩司樊山親自命題判卷。十一次月課,四十名學員中,張瑞璣皆排在前三名:有七次被評為超等第一名,三次被評為超等第二名,一次被評為超等第三名,課藝結果皆刊登于《秦中官報》。樊山甚至一度命“課吏館冠軍”張瑞璣兼代水利局文案委員。三十一年九月,樊山請求傳旨嘉獎的在職與即用的39名文武官員,張瑞璣排第32名。

做了韓城知縣的張瑞璣,創辦了初等小學堂、農桑實驗場、師范傳習所;又主持編纂《韓城縣鄉土志》,作為各鄉鎮新辦初等小學堂歷史、地理、格致教科書,還創辦了縣級民辦白話報紙《龍門報》。章太炎《故參議院議員張君墓表》說:“在陜西八年,民稱張耶〔爺〕,為良吏第一。”

張瑞璣任韓城知縣,上任10天,即革除詞訟積弊,受到巡撫曹鴻勛嘉勉。次月上報的三月份詞訟冊,得到按察使兼布政使樊山的激賞。直到年底樊山被罷免,其間,樊山一共批復過華陰縣稟冊6次,其中3次具名張瑞璣,3次是對縣稟、詞訟冊的批復。樊山6個批札中,有贊賞張瑞璣辦學堂得法者,有提示對革職教員處理意見的,其余4批皆關司法。

4批中,卷十九《批韓城縣張令瑞璣稟》,案情為通奸者毆死另一奸夫并逼死奸婦案,其中不見張令意見,通篇是樊山批示。其余3批,卷十八《批韓城縣張令瑞璣詞訟冊》稱,張瑞璣有才“明決”,“明則未有不公,公則未有不速決而速了者”,是其長處。且其“明決而能仁厚”,尤為可喜。但對卜隨兒一案,樊山認為張知縣“仁于惡人適足以長其惡”。卜隨兒為人嗣子,因偷竊惡習而被逐出歸宗,卻揚言對已經解除聘定關系的原聘出嫁時,必定前去搶親,并攔路奪取原聘女子后定婚夫之衣服。張知縣判案:斷卜隨兒笞責;令原聘女另聘彩禮銀分給卜隨兒一半,俾使其能有小本營生。卷十九《批韓城縣詞訟冊》(一)稱,張令所斷“各案皆簡潔了當”,是“有學問人”所為,所以人不可以不“讀書”。可見,樊山對張瑞璣是欣賞的。即使他是初任縣令,有不成熟而需要磨煉之處,但其本質好,可期待。樊山最欣賞張瑞璣之處,是《樊山政書》卷十九《批韓城縣詞訟冊》(二)的那個著名批札,言張瑞璣通曉情理與法律的關系,判斷各案皆允當。

總之,樊山有關“情理”與“法”的三個批札,出現三個重要命題;兩知縣、一委員,或表揚,或訓斥,從正反兩面呈現了樊山的“情理法”觀念;且它們是樊山“情理法”觀的核心,他的許多有關情與法、法與情理、人情與事理的論述,皆可以從此得到解釋。(本文所用資料,來自《樊山政書》《秦中官報》《政治官報》《寄簃文存》等)

(作者為沈陽師范大學教授)

責任編輯：Rex_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