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日常幫助的一位抗戰老兵，安徽人，定居西安戶縣，九十六歲高齡。年老力衰，日前不慎在路邊摔倒，面部裂傷，急需清創縫合。可是其監護人帶著老人輾轉一日，從鎮醫院，到老人曾經工作的職工醫院，再到區醫院，全部未能接診，要求老人向上級醫院轉診。
其監護人長年生活在農村，未經如此求醫無門的驚惶，在電話中痛哭流涕，說話幾乎不能成句。好在我代請朋友協助，通過私人關系聯系上西安交通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老人這才得到救助，順利完成縫合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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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區醫院及以下或存在醫療水平低下、無法完成縫合工作的現實困難，但以我個人就醫的經歷而言，高齡老人無疑會令醫院面臨更多困難，以至于在可診可不診的情況下，往往會優先選擇拒診，而非本著醫者天職，有診無類。在這方面，我有刻骨銘心的悲傷記憶。
我奶奶生病那年，八十九歲，高齡成為她后來三年求醫的最大障礙。包括本市最好的三甲醫院淮南市第一人民醫院在內的各級醫院，無不以高齡為辭，拒絕提供任何積極治療方案。醫生也很坦誠，直言“這么大年紀，萬一出問題了怎么辦？”
這是無解的問題。哪怕家屬三代良民，賭咒發誓完全信任醫院，任何治療風險自行承擔，醫院也會疑罪從有，擔心“醫鬧”。無可奈何，通過關系轉院至鄰市蚌埠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然而兩次手術均告失敗。我們如同絕大多數普通病患那樣，接受醫術總是有所局限的現實，再做努力，終于輾轉網約到南京鼓樓醫院，手術成功，病情暫告緩解。
可是之后兩年，緩解的病情也會逐漸發展，于是再遇各種各樣的就醫困難，甚至再去淮南市第一人民醫院乞求醫院代為維護傷口，也遭拒絕。不同的醫生，相同的理由：“這么大年紀，萬一出問題了怎么辦？”仿佛醫院的職責不是救死扶傷，而是“不出問題”。
客觀而言，“醫鬧”確實存在，甚至時有傷醫事件發生，這確實成為許多醫院拒診高齡老人的現實理由，因為高齡老人的診療風險無疑是最大的，最容易“萬一出問題”。
社交網絡討論中，不少醫務工作者也認同這樣的理由，并且由此認為拒絕高齡老人的責任不在醫院，而在于醫療制度設計未能避免醫鬧；責任更不在醫生，因為如果醫院領導有類似的拒絕要求，醫生不可能為病患而忤逆領導，或與科室鬧僵等等。他們大都認為拒絕高齡老人雖不合情，卻是合理的。類似觀點，可能也是醫院一方相當普遍的觀點。
然而仔細推敲，其中的邏輯并不能成立。無論醫療制度怎樣設計，醫療事故，或者說不能令病人及家屬滿意的治療結果總會出現；不論對醫鬧的懲處如何嚴厲，總還是會有些易沖動或反社會人格的病人及家屬，正如殺人償命的律法實施了數千年，卻依然不能完全杜絕兇殺案件的發生一樣。以完全杜絕醫鬧為前提換取醫院有診無類，未免更像是逃避責任的借口。
事實上，任何職業總是存在風險的，警察、消防員，乃至普通工作崗位，甚而我這樣一名文字工作者，都是存在職業風險的，但是這似乎并不能夠成為逃避職業責任的借口，畢竟職業風險是職業回報與成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犯罪分子無論怎樣兇險，警察也不能因此回避懲治罪犯的責任；火災現場無論怎樣兇險，消防隊員也不能逃避滅火救人的義務；高齡老人的救治更容易“萬一出問題”，然而這就可以成為拒診的理由嗎？若這樣的借口成立，那么診療兒童、診療重癥患者同樣容易出現問題，那么是否都應當“預防性”拒診？這并非滑坡謬誤的推導，已逐漸成為我們遭遇的現實悖論：越是不需要治療的小病輕癥越容易過度治療，越是需要治療的大病重病越容易得不到治療。
所以高齡老人就診困難，并非只是高齡老人的現實困境，也是我們所有人的困境，如果醫院不能“有診無類”，那么我們都有可能因為醫院主觀或現實客觀原因成為被拒診的病患。
因此，無論如何醫院不能拒診任何一名病患，這條本來無需贅言的道理，也應當成為我們的鐵律。當然，如果醫院因此遭遇困境，醫務工作者因此遭遇侵害，那么公權力也必須給予侵害者最嚴厲的打擊，而非本著息事寧人的態度和稀泥，這不僅損害了醫院與醫務工作者的利益，也是在損害所有人的利益。醫者并非萬能，但醫者應盡力而為。
（作者系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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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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