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在一家直播平臺當主播的“冀風”收到平臺退款通知：因為贈送禮物的“榜一大哥”實為未成年人，“冀風”需要與平臺共同承擔6萬元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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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規定，平臺代替主播返還的3萬元，主播需要以“金幣”的形式償還，根據每筆收益平臺提成一半的規則，“冀風”需要再創造6萬元的收益才能償還此次退款帶來的“欠債”。為此，很長一段時間，“冀風”直播間都掛著“未成年人不要打賞”的提示。
“青少年模式”“未成年人身份識別”“賬號實名認證”……隨著近幾年未成年人保護法等相關法律的出臺，不少短視頻平臺紛紛增設了可防止未成年人沉迷、打賞等行為的“防火墻”。不過有不少家長“吐槽”：設置頁面過于隱蔽、繞開模式太容易、實名認證流于形式等。這也讓一些像“冀風”這樣的“欠債”主播發出疑問：“未成年人”身份難辨，平臺漏洞怎么補？
不夠“硬核”的限制性措施
今年以來，15歲的王佳(化名)在家上網課期間，迷戀上了某平臺的游戲直播。因為該賬號為其父親實名認證，王佳累計打賞主播3000余元。父母發現以后，一紙訴狀將該平臺告到法院。法院最終認定王佳打賞行為無效，判決該平臺全額返還。
近年來，未成年人花費巨款打賞主播、充值網絡游戲的事件時常發生。據媒體報道，江蘇省消保委2020年一季度受理的未成年人網游類投訴案件425件，與2019年同期相比增加460%，上海市消保委2021年受理網絡游戲投訴更是多達4670件。
2020年以來，國家廣電總局、國家網信辦等多個部門先后發布《關于規范網絡直播打賞，加強未成年人保護的意見》等，明確規定要嚴格落實實名制要求，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現金充值、“禮物”購買、在線支付等各類打賞服務，并且要求開啟“青少年模式”，限制未成年人觀看時長、瀏覽內容等。
明確監管要求之下，平臺均搭建了未成年人保護體系，推出“青少年模式”，或是首次登陸需要實名認證。一經啟用，用戶則無法觀看直播或是充值打賞，甚至陌生人關注、位置功能以及私信等也被限制使用。
然而，記者發現一些平臺還存在技術“不硬核”，流程“不走心”等現象。
比如，有的平臺只是提醒是否切換“青少年模式”，有的平臺需要用戶找到設置頁面自行選擇模式，而且并不是所有平臺都有人臉識別模式。以某游戲平臺為例，只有月充值大于400元或用戶出現異常充值行為時，才會被要求進行人臉識別。
“這些限制措施太容易繞開了，起不到什么作用。”山東青島家長王先生告訴記者，很多平臺單憑手機號碼就能實現實名認證和用戶注冊，對于未成年人來說，獲得監護人的手機號或者驗證碼并非難事。
“只有約束政策不行，一些平臺的執行浮于表面，未成年人打賞、沉迷的現象還在發生。”王先生說。
有人鉆空子惡意申請退款
一些平臺的“青少年模式”存漏洞，致使家長維權、主播“填坑”的事件不時上演。
青島家長陳女士向《工人日報》記者透露，此前兒子觀看某平臺直播時贈送了888元的“禮物”，家長向平臺提起退款申訴以后，則需要遞交各種證明材料，審核等待周期“7個工作日”。
“雖然最終申訴成功，但煩瑣的過程和等待的周期，與刷禮物時的便捷形成了強烈反差。”陳女士說。
記者調查發現，目前各大平臺均開設了未成年人退款窗口，用戶需要提交未成年人身份證或戶口本、醫學證明、監護人身份證件、監護關系證明、消費記錄等材料才能申請退款。對于申請過未成年人退款的賬號，部分平臺將關閉該賬號消費充值功能。
“未成年人退款”合情合理，但有人鉆起了制度的空子，惡意申請退款。
據媒體報道，某視頻網站虛擬主播烏咪和咩栗收到網友“努力的零風”數萬元“未成年人退款”的申請。原來，該網友為兩位主播的忠實“粉絲”，平時觀看直播憑借刷禮物向主播提出各種表演要求，也因此收獲了主播送出的禮盒、皮膚等豐厚的禮物。最后“努力的零風”卻在成年前一天提出退款申請，讓平臺主播不僅“竹籃打水”，還損失了價值數千元的禮物成本。
據某視頻網站工作人員介紹，此前還曾出現過成年人沖動打賞，第二天由其侄子提出“未成年人退款”申請的事件。
利益驅使下，某電商平臺甚至出現專門的店鋪，提供未成年人資料代辦充值、打賞退款等服務。“帶動直播間氛圍，享受‘榜一大哥’點播服務，套現禮物、道具……這些成為成年人惡意申請退款的主要原因。”該工作人員說。
一些主播因此欠了平臺的“債”
面對越來越多的“未成年人退款申請”，很多中小型主播因此成為“負債一族”。
某平臺虛擬主播“桃芝夭夭”告訴記者，之前她收到一筆10萬元的未成年人退款申請，由自己和平臺各承擔5萬元，而平臺代為返還的5萬元現金，需要直播間以“金幣”的形式償還。
“按照規則，平臺會從主播的每筆收入中抽取50%。也就是說，我必須再賺10萬元才能還完欠債。”“桃芝夭夭”說，“像我這樣的小型主播，可能需要兩三個月甚至更久才能還完。”
主播“藍色的心”告訴記者，簽約公司對于主播的考核十分嚴格，為了留住粉絲、增加直播間流量，很多主播都是自掏腰包完善直播間設備，購買禮品回饋粉絲。“訂制一張壁紙就要幾千元，其他游戲配套的手辦、禮盒也都價值不菲，平均下來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萬元左右”。
“藍色的心”說：“一旦遇到未成年人申請退款，就相當于提前向平臺預支了幾個月獎金，需要今后很長一段時間依靠直播‘還債’。”
對此，山東錦海盛律師事務所律師劉冉認為，如果主播和平臺之間為平等的民事合同關系，應參照雙方簽訂的合同約定處理。如果雙方為勞動關系，主播每月領取的是勞動報酬，對于退款部分對應的績效提成可進行協商處理，平臺不能要求主播承擔過高比例的退款或要求其通過直播賺取“金幣”的方式來補足退款。
“未成年人網絡消費種種事件背后的根本，是龐大經濟利益的驅使。”青島大學副教授孫更新認為，精準識別未成年人身份，技術上并沒有太大障礙，眼下很多平臺企業還存在應付心態，缺少為青少年營造健康安全網絡環境的主觀能動性，“除了加強監管和懲戒力度，出臺相應的激勵措施，推動平臺企業在‘青少年模式’上開展良性競爭也能起到正面引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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