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域 | 數字排毒：一場數字行動主義的新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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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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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排毒的重點不是戒斷智能手機等智能設備，而是讓人們逐漸意識到智能設備的深度嵌入讓生活失去了什么，我們需要從中奪回什么。

原文 ：《數字排毒：一場數字行動主義的新潮流》

作者 |電子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 李潔

圖片 |網絡

現在國外一些酒店和餐館將“我們有WiFi”標志替換為“保證無WiFi”，“無網絡旅行”和“數字排毒旅行”成為旅游業的時尚新產品。國內豆瓣社區的“數字極簡主義者”“反技術依賴”等話題小組聚集了眾多組員，實踐“低數字介入”的生活方式。越來越多的用戶對智能設備有了警惕并試圖逃離屏幕，作為數字行動主義的新潮流——數字排毒的內涵是什么？數字排毒的實踐效果如何？給我們帶來什么啟示？

何為數字排毒

數字排毒（Digital Detox）在2012年被提出，是指“一段時間內不使用智能設備，提供專注于現實世界社會互動的機會，以改善個體的整體福祉和心理健康”。數字排毒被認為是對智能手機、新媒體等信息技術入侵所造成傷害的一種隱喻性“治療”，倡導個體從“永遠在線”的數字世界中暫時退出，以休養生息。

與“技術抵抗”“技術不使用”等概念有共同之處，數字排毒認為信息技術具有侵入性和傷害性，而目前智能設備的使用模式是危險和不健康的。但數字排毒不是教條的技術“抵制”，阻止個體使用智能設備，也有別于信息技術“不使用”或“不持續使用”，而是提倡明智、健康、有意識地使用電子設備。當技術壓力超過一定閾值后，個體能夠預防性地恢復理性和平衡。

總結來說，數字排毒具有三個特點。第一，數字排毒是一種“人本”理念。數字排毒并不否定信息技術的積極作用，只是反對過量連接或過度沉溺其中，強調個體保持對技術的克制使用與反思意識。第二，數字排毒是一種“治療”手段。不僅有特定的療愈過程，還是一種自助凈化行為，猶如道教“辟谷”，蘇格拉底、柏拉圖等提倡的“斷食排毒”等。第三，數字排毒是一種“共生”關系。數字排毒給予了人們如何對待數字技術的新思路，即學習健康使用技術，與之建立共生關系，讓技術輔助我們工作生活，提高幸福感，而非任由技術對“生活世界”的殖民。

來自時間、健康與認知的需求

為什么在迎來數字社會后，數字排毒成為一種潮流？面對這一悖論，學界做出了不同的解釋，有學者認為原因在于“倦怠”心理；有學者認為源于用戶對“現實世界”的渴望；有學者認為“排毒”是實現新自由主義權力的一部分。數字排毒是一種對技術壓力超載和主體性侵蝕的應對，是個體平衡真實和虛擬、離線和在線的嘗試，學會改善時間管理、身心健康和自我意識的獨特實踐。由是觀之，個體在時間、健康與認知上的訴求是推動數字排毒實踐的主要原因。

第一，時間超載引致個體現實空間塌陷。數字排毒的提出是基于數字時間超載的假設，即智能設備占據我們太多時間，生活被入侵，漸漸偏離了真實的現實世界。人們的注意力轉向數字世界，更關心網絡空間發生的事情，致使現實生活具身交流的意義不斷貶值。智能設備創造的數字世界破壞了我們對時間的感知，常常不知道身在何處，現在是何時，感知自己擁有的時間越來越少。個體對時間的控制是其主體性地位的體現，若時間安排不是基于自身需求而是受控于外部期望，則個體就喪失了時間主導權，也失去了對生活的控制。

第二，健康超載造成個體身心健康透支。智能設備不僅剝奪了人們的時間與精力，所產生的技術壓力還會傷害我們的身心健康。智能手機的出現徹底顛覆了傳統生活習慣，并引發諸多健康問題。例如骨骼疾病、腸胃疾病、脂肪超標和肌肉疼痛等，還可能導致“鼠標手”“智能手機肘”“計算機視覺綜合癥”等。深陷比特世界之中的個體長期處于高度興奮狀態，聚焦能力、自我安靜能力下降，極易引發精神類疾病，例如注意力缺陷、自閉癥、情緒失調（如抑郁、恐懼、焦慮等），甚至各種成癮癥狀。研究發現，智能手機重度使用者會出現錯失焦慮（FOMO），遭受類似毒癮患者的大腦損傷，導致睡眠障礙和認知退化。

第三，認知超載導致個體自我意識退化。長時間沉溺在虛擬空間，個體對“真實”和“虛擬”的感知發生錯位，注意力變得破碎，表達能力嚴重損傷，思考判斷力降低，創造性能力減少，這些負面影響是認知超載的后果。在大數據、人工智能技術的操控下，網絡推送的信息遠超需求，個體完全被淹沒在信息浪潮中。同時，算法加速了平臺的連接效率，實現用戶與用戶、用戶與信息的高效匹配，智能手機就像一根無線的韁繩，讓人們處于永遠“待命”狀態，隨時隨地等待被連接、被召喚，遭受持續性的精神緊張和壓力，剝奪了用戶深度思考，造成自我意識丟失。

從數字資源與心理資源展開干預

數字排毒的方法有兩種。 一是數字資源干預。這類措施通過制定戒斷計劃，控制個體的數字資源接觸，減少使用時間，達到排毒、脫癮的效果。我們可以利用時間管理APP，例如番茄TODO、Play Task等，限定APP和智能手機的使用時間，防止沉迷某些應用程序，養成健康的使用習慣。我們還可以關閉某些APP的推送、提醒或停用某些賬號，防止個體注意力被分散，進而減少使用時間。另外，可以通過回歸舊的媒介形式，使用僅有通話、短信功能的“非智能手機”，以此簡化數字生活，實現脫癮排毒。這三種方法的實施取決于用戶的主觀意志。

二是心理資源干預。根據個人的行為目標和價值觀，提供認知行為療法、健康行動過程法等健康行為改變的心理技術，通過一系列動機和意志建構，特別是積極情感、心理信念和行為意愿建設，支撐個體將行為意愿轉化為實際行動。心理資源干預措施認為個體意圖和動機對健康行為改變至關重要，所以排毒過程主要依賴自我控制和主觀意志，只有提升個體的自我效能感和行為意愿，才能幫助個體按照設定的行為目標行動，實現健康地、有計劃地使用智能設備。

當前研究發現，數字排毒實踐對使用時間、自我控制、身心健康、生活福祉和社會關系等方面的效果是積極的。最明顯的是，干預期間個體對智能手機、SNS、IM等的使用時間皆顯著減少，有中度或輕微抑郁、焦慮、拖延癥狀的患者，在數字排毒干預后相關癥狀獲得一定改善。但其在睡眠、孤獨感、社會壓力、認知表現和生活滿意度方面的效果是混合的。未來可通過隨機對照試驗，探明不同方法的效果、作用機制和邊界條件等。

對技術、生活和主體性的思考

數字排毒是時間、健康、自我意識被入侵的反應，是應對技術壓力、改善身心健康的一種策略，也是對真實性、主體性的保護。目前，學界針對數字排毒的研究剛剛起步，但僅僅是這一“小”嘗試就帶來了一些“大”影響。

第一，重新錨定和認識技術。起初，人類為了與他人建立連接和信息互動而窮思竭想。如今，在技術、資本的推動下，連接已經遠超我們的需要，甚至成為一種負擔。信息技術革新了社會面貌，也改變了我們的認知和行為，包括我們與他人、群體和社會的互動方式。隨著信息技術深入社會肌理，并引起社會變化，人們開始質疑并重新認識技術。數字排毒便是人們反思技術、重新認識技術的體現。人們倦于技術依賴，開始尋求解脫，想要回歸技術發明的初心，重新錨定與技術相處的正確方式。

第二，重視連接真實生活。數字排毒是人們對技術的一種再認識，是對真實性的一種擁護。倡導數字排毒，最主要的原因是數字技術入侵了生活世界，分散了人們對現實空間的注意力，傷害了人們的社會關系，導致人們迷失在比特世界之中。所以，數字排毒進行干預的普遍特點是，提倡戶外活動，增加人們與自然界的物理連接。提倡“技術斷連”“重新連接”，鼓勵人們不要困在虛擬空間，要適度地脫離技術“連接”，重新擁抱真實世界。

第三，積極保護自身主體性。尼爾·波茲曼認為：“每一種新技術都既是包袱又是恩賜，不是非此即彼的結果，而是利弊同在的產物。”“數字排毒”是人們對技術過度依賴和主體性地位被入侵的一種警戒，人們想擺脫對技術的過度依賴，捍衛自身的主體性和控制權。數字排毒的重點不在戒斷智能手機等智能設備，而是讓人們逐漸意識到智能設備的深度嵌入讓生活失去了什么，我們需要從中奪回什么。所以數字排毒不代表技術失敗，也不是一種消極行為，相反，它是一種積極行為，反映了人們努力奪回主動權，以清醒、健康、平衡的姿態進行技術使用。

[本文系中央高校哲社繁榮計劃項目（ZYGX2021FRJH003）成果]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843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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